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同样重要。一个长期关注具体问题的人，要常常观照到做正确的事；一个以作决策为主要职责、习惯于做正确的事的人，也需要时常观照到正确地做事。两者相辅相成，都不可偏废。
“南辕北辙”背后的做事逻辑
《战国策∙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记载了一个成语故事——《南辕北辙》。魏王想要攻打赵国都城邯郸，季梁想劝魏王更改这个决定，他给魏王讲了一件事：
季梁在路上遇见一个人在赶着车向北行驶，季梁问他去哪，他说去楚国。
季梁说：“楚国在南边，你为什么要向北呢？”
赶车人：“我的马好。”
季梁：“你的马再好，这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
赶车人：“我的盘缠多。”
季梁：“你的盘缠再多，你走的不是去楚国的路啊！”
赶车人：“我的司机技术好。”
季梁：“交通装备条件越好，离楚国越远啊！”
最后，季梁总结说：“大王您要成霸主，必须要立信于天下。如果自恃国大兵精去扩张地盘、抬高声名，那么这样的动作越多，各国对您的信任就越少，离大王您预期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就像那个赶车人一样。”
这个故事在谈做正确的事的重要性。所谓做正确的事，就是要方向正确，如果方向不对，再好的做事方法也是徒劳的。在正确地做事的时候，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在现实世界中，南辕北辙的故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总有人特别强调自己技术多么多么牛，自己是多么多么努力，很少检讨自己努力的方向对不对。甚至搞错了方向，还不自知，还要强调：“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做事方式转变与时代背景相关
毛泽东非常善于做正确的事情，他说过一句话：“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堪称至理名言。好在哪呢？好在有恰当的前提条件——“路线错了”。有了这个前提条件，才能够成一个有背景、有主体、有阴有阳的完整论断。但这句前提条件明确的话，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阉割成“知识越多越反动”。
中国人早就知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可是有那么一些年，我们彻彻底底地抛弃了这个真理。
改革开放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见识，但是几十年下来，思维方式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真理大讨论之后，改革开放路线一确定，就开始了几十年的“不争论”。在“不争论”的氛围下，“做正确的事”谈得越来越少了，“正确地做事”逐渐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为“做正确的事”而争论不休固然不好，只“正确地做事”同样有问题。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我们这些年受科学思维影响比较深，人们喜欢对现象背后的真相和本质进行追根究底，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科学结论从来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离开背景条件抽象地下结论，往往就会犯错误。如牛顿定律这样的真理，也只适用于宏观世界中的低速运动状态，时空的不变性就是它的前提假设。相对论的出现，证明了当运动速度达到很高的时候，时空的变化便不能再被忽略，牛顿定律就失灵了。
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功，助长了科学方法的滥用。社会、经济、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共同特点是，必须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人是决定性因素，而不是次要因素。但是目前主流的管理理论片面强调所谓“客观分析”的研究方法，只有彻底排除人为因素“干扰”得出的结论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的，而那些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的研究和实践，则会被他们动辄扣上“不科学”“伪科学”的大帽子。
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人说话通常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两面一体的。我们看一个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显性的一面，也要注意到隐性的一面，才能看到真问题。否则，阴阳分离，就容易断章取义，走向谬误。
阴阳分离的表现很多，比如说话不阴不阳，阴阳怪气，招人讨厌，这是因为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把握，缺乏鲜明立场和坚定原则；比如二元对立，非阴即阳，非此即彼。
二元对立思维源于现代社会对分工的迷信。分工带来的效率本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良好的合作环境。由于我们学习西方不彻底，过度放大了分工，合作发展相对滞后，这样的情况下效率也会受到限制，甚至连人与人之间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问题商品往往就混迹其中；找工作的人满街跑，可企业却永远都在喊缺人。
现代企业管理通常把人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这种思维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大家都各自对号入座：老板和管理层把自己定位成领导者，只负责作决定，不负责执行，同时把员工定位成执行者，要求员工要听话，一切都要按照指示办。员工自己也很配合，执行就是执行，永远不操领导的心。一旦有人说要“做正确的事”，就会有其他人跳出来，阴阳怪气地打击他：“拿着员工的钱，操着老板的心！”
领导者永远占少数，所以习惯“做正确的事”的人就占少数；被领导者永远占多数，所以习惯“正确地做事”的人相对占多数。但要知道，人数占多少比例和正确与否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又如，在城市建设投融资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中，不仅要说明“做一件什么样的正确的事”，还要说清这个项目采用什么技术路线、由谁来做、如何融资等一系列“正确地做事”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项目也是不成立的，也就是“可能不是正确的事”。可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把两者进行二元对立，分开来提，说成这是正确地做事、那是做正确的事，是行不通的。在项目这样一件已经经过充分简化的事情里，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何况那些更加复杂的事情？毕竟，世界并不是天然项目制的。
技术崇拜对人的异化
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曾经长期被困于低端产业，这有西方技术封锁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方面的原因：我们已经很难理解“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了。
早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就流传一个故事：一家工厂的一台美国进口电机坏了，请来一名美国工程师修理。美国工程师经过一番检查以后，在电机上的某个部位用粉笔画了一个记号，对该厂的技术人员说：“把这个部位拆开，重绕线圈。”技术人员如法完成，电机果然被修好了。美国工程师开价修理费10000美元。厂方有人提异议说：“只画一道线，就收10000美元，是不是太贵了？实际上动手修理还是我们自己干的。”美国工程师说：“那我解释一下这10000美元收费的构成：画这条线，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这条线，9999美元。”
在这件事上，我们虽然觉得亏了，但还是真心实意的接受了这种专业化分工，承认技不如人嘛！美国工程师的价值就在于“做正确的事”。在不断交学费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接受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开始认识到做正确的事的重要性。
互联网上还流传一个故事：联合利华采购了一套香皂包装生产线，却发现这套生产线总出现空盒的问题，销售出去以后对企业的声誉损害很大。于是企业领导给一名博士后下达了攻关任务，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博士后组建了一个十几名技术人员的攻关队伍，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设计出一台机械手，能够自动探测到空盒并把空盒拿走。
南方一家小厂也引进了这种生产线，老板对一名员工粗暴地下达任务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炒你鱿鱼！”于是这名员工就在生产线旁安了一台大功率电风扇，所有的空盒都被吹走了。他只花了几十块钱。
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一个是立，一个是破。博士后是对“技术为王“的立，而小厂一个普通工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技术为王"的破。
现代产业总强调“技术含量”，这也许是西方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挖的一口陷阱，故意抬高技术门槛以获取超额利润，同时阻止发展中国家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当然，给别人挖的陷阱最终会成为自己的坟墓。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传统文化不喜欢“奇技淫巧”，并不是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对滥用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始终保持着戒心。现代技术哲学也认为，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开发一种特定功能的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越少，就越经济、越有生命力。
而现代科学体系则因为缺乏阴阳思维和内敛机制，长出了“技术崇拜”这个怪胎。日本是技术崇拜思想的典型，这让他们一度吃了不少甜头，曾经自以为差一点就超过美国了。但近一二十年来日本的发展成就表明，这条路是走不长久的，日本原本最本有优势的电子、家电、手机、工程机械等许多产业都相继被中国赶超甚至被挤垮。很多企业直到破产，他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储备都是不落后的。
中国要崛起，我们当然不能反科技、反智慧，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博士后；小厂员工简单粗暴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能迷信，真正长期的核心竞争力仍然需要大量的技术攻关，需要硬工夫，不能投机取巧。但不管哪种人才，我们要思考的是，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时刻观照发展初心，回归问题本身，才能既做正确的事，又能正确地做事。
“项目制”的局限性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了另外一种倾向——简化方法的泛化。
在工业领域常见的简化方法是把传统手工业品通过劳动分工和机器化改进生产方式以后，实现产品化。产品化是工业化的基本思路，产品经理是现在最热门的高级职位之一，乔布斯就可以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超级产品经理。产品化在促进GDP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简化思路应用范围的有限性，即限于本身就比较简单的事情，才能正确地应用并发挥其有效性。
有些事情在简化以前是十分复杂的，简化就要谨慎，并时刻不要忘记简化前的事物本身。比如，在工程领域和城市建设投融资领域，基本的简化方法是项目制：不管一大堆多乱的事情，不管一片如何混乱的区域，我们都通过艰苦而智慧的前期梳理工作，把这一堆问题包装成几十至几百个项目。包装成项目，政府各部门和社会资本就都会干了，用现成的流程和方法去做，他们都游刃有余。项目经理也是当前的热门职位之一。
如果再继续简化，那就是把项目融资需求进行证券化，有限追索、有限责任，有明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有清晰的边界，有清晰的项目管理者，有了这些特征，融资需求就变成了标准化产品，就成为可以上市流通的金融产品。
但项目只是项目，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城市本身。
“项目”这个东西并不是天经地义、天然存在的，它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做事方法——项目制。在和工程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咨询机构里，由于大多数工程实现项目制，所以很多人把做项目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拿起来项目就去做，很少去想项目是怎么来的、这个项目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一个项目在成为项目之前，是从一些想法、一些愿景、一些事情开始的。这些比较抽象、感性、模糊的想法、愿景和事情变成项目，不仅需要大量的思考和梳理工作，还需要有一套审批流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立项审批流程中两种基本的法定文件，它们的背后是对一大堆事情的深度思考、包装、设计和测算。不管多复杂的事情，不管多模糊的想法，只要决心把它包装出一个项目，那就必须变成一个明确的目的、一件正确的事情。项目审批流程，就是研究“做正确的事”的全过程。
项目融资确实是简化城市问题复杂性的好办法，但也有其局限性，就是简化之后就很容易让人看不到城市的本质了。城市本来是复杂的，简化之前可能还会有人注意到城市的复杂性，一旦简化完成，简化后的项目就遮蔽了城市的复杂性，用简单去替代复杂开始变成理所当然。其实，那些你看不到的复杂因素，时刻可能跳出来给你来个措手不及。
城市投融资工作需要做正确的事情
目前在城市投融资领域项目融资盛行。用项目理解城市，看不到城市整体，是采用项目制进行项目融资常见的问题。这样的项目融资，常常是捉襟见肘的，少不了拆东补西。
一座城市的建设，有很多事情需要干，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假设目前至少有十件事情需要干，按城市目前的财力，可能只能干五件事情。打个比方说，就像十个瓶子只有五个盖，只能是哪个要紧先盖哪个了。于是政府先拿出五个瓶子给人看，后面五个没盖的瓶子秘不示人。投资人和金融资本看到五个瓶子是有盖的，就是城市自身信用条件是完备的，于是完成了城市对社会资本的融资。
实际上，十个瓶子争夺五个盖子，处理乱了的话，可能哪个瓶子都盖不上。这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面信用危机，也可以说是系统性金融风险。
资源和信用不足条件下的城市投融资工作，操作难度堪比下一盘不利的残局。高手下棋都知道，一旦落了后手，很可能满盘皆输。要建立和增加城市信用，就要系统进行城市投融资工作，要分出先后手，在运动中解决所有瓶子都盖上的问题，不能靠投机取巧。
可是，目前的城市投融资工作令人堪忧：政策越来越严，上级部门以上级政府的名义做出的规定动作越来多，越来越细，导致直接真正的责任主体——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决策权反而越来越少。书记和市长没有了决策的动力，就变成了机械的执行者。客观上可能导致城市投融资这盘大棋只能下后手棋，下不了先手棋，眼看着系统化风险酝酿形成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城市投融资工作中，目前最紧要的正确的事也许是要理清城市的上级部门该管什么、区域或城市的领导该干什么，这样才能贯彻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现行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政府更好的发挥了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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