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几次读书会，盛夏酷暑之时，大家的心情和所谈的话题却莫名地萧索，从京剧的萧索谈到文化的萧索，又从文化的萧索联想到经济的萧索。其实，无论酷暑还是萧索，一切都是无常。

繁荣背后的萧索

有人谈到京剧的萧索。这位朋友去石家庄走亲戚，因为平素仰慕裴艳玲老师，就顺道去看裴艳玲大戏院，却看到戏院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不禁心凉落泪。她说，这时她真切感受到了京剧的萧索，理解了一位国宝级京剧大家都感到独木难支的那种心境。过去北京的大街小巷还随处可以听到京剧，现在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伴奏的广场舞。看着大妈们扭着整齐而单调的动作，听着那铿锵劲爆的伴奏音乐，这位朋友却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萧索。

有的便谈起了中国文化的萧索。她说，都说现在是传统文化热，但她的孩子想学琵琶，找遍北京也找不到一位靠谱的教琵琶的音乐老师。我开玩笑地说可以去台湾找林老师，她说，林老师可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当作品来展现中国文化的禅者，而孩子想学琵琶也不过就是个爱好，怎么好意思去叨扰林老爷子呢！

中医看似有点热，其实也萧索。前几天和同事聊起中医院挂号难、三伏贴被炒到一贴难求等话题。她问，中医真的热起来了吗？我说，我所接触到的，真信中医者很少，不信中医者仍是多数，一贴难求只是一种表象。三伏贴不过是借用了中医药概念、用资本逻辑包装出来的保健产品而已。这种产品的流行，不仅无关中医复兴，反而表明中医已经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中医的悲哀。

无论是京剧的萧索，抑或中医的萧索，还是文化的萧索，其实都是中国的转型之痛，更准确地说是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带来的经济被动转型。可能会有人说不对，马克思主义说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所以应该是经济带动文化转型。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理解！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它只是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和一类产品。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显然不在狭义的文化上。

当代中国对文化的概念误读太深了！

被误读的“文化”

三伏贴虽然也借用了中国文化中的长夏胜冬（土克水）原理，貌似对中医的一种推广，实际上只是盗用了中医的一个概念，把中医的一个原理断章取义、夸张放大、策划包装，变成一种工业产品，而完全阉割了中医的整体辩证思维。这种模式是彻头彻尾的工业资本逻辑，舍本逐末。这种对中医文化的挖掘和泛化很有误导性和迷惑性，这样的“中医”产品和中医已没有多大关系。它不仅不能让更多人真正信服中医，相反却在不断瓦解着人们对中医仅存的一点信任。现代工业的生产力和现代传媒的传播力，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结果。

我观察这轮中国文化热的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到了该盛开的节点，而更多是因为被资本盯上了。资本一旦盯上某种资源，就会对其进行催熟，注入强心剂，强喂壮阳药，促其虚阳上亢，实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式的繁荣。

有行家言，现在文化界的多数活跃分子，肚子里本来就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有的人是熟读了几部经典，自以为搞懂了一些文化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以为自己懂文化了，就迫不及待地急着开花结果。他们学的那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在体内扎根，没有变成思维方式和实际行动，更没有转化成生命状态。

中国文化讲求生长化收藏，一切都顺其自然，符合天道。一年有四季，有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夏种秋收，花不会自己追求过早绽放，果实也不会自己追求过早成熟。急着绽放，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而这恰恰是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中国文化是生命呈现的方式，只有去践行了才是真文化。薛仁明老师说，现在学者太多，行者太少。这也是我们说中国文化表面繁荣实则萧索的主要理由。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意义下的行者和学者呢？所谓行者，就是自觉用中国文化改造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的人；所谓学者，就是把中国文化当知识学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停留在概念层面，把中国文化“提升”成科学、逻辑学或哲学的人。如果中国文化不能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而只成为少数学者卖弄的知识、资本手中的玩偶，那么中国文化的热就是虚热、就是发烧，甚至是大病。

文化这个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人文教化之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给文化下过完整定义，但在大量论述中赋予了其深刻的含义：文化为人所创造，并反过来重新塑造了人，它体现着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我喜欢现代古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族群为适应环境而发展出的、可以世代传承的行为模式。不管是《易经》、古人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本质认识是大体相通的，即可以概括为一个简明的判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行为模式。

因此，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社会和经济的基础。社会和经济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一般都要在文化上找原因。

当代很多人说的文化，已经不是社会和经济的源头那个概念了，而是把文化降级降等，当作经济的一部分，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看作政府文化部门管辖的一堆事务。结果文化只剩下商品和服务属性，沦落为用来牟利的精神产品，真可谓恶紫夺朱。

文化角度别解新常态

最近有同事来找我，说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做，希望我给她、给萧索的经济提提气。我不想找些理由表示乐观，给经济和文化打强心针，我觉得有必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一下新常态。

既然说文化是人的行为模式，那么社会就是经济的底层，文化是社会的底层，自然则是文化和人的一切存在的土壤。经济的萧索是社会信心不足在经济上的反映，文化的萧索则是自然现象在人心和人身上的反映。中国人崇尚自然而然、天人合一，所以对什么都不轻易作好坏评价，好坏只是人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进行的判断。

这些年，我们对经济作了太多的评价，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因为当代中国人骨子里的中国文化基因被西化思维搅乱了，既失去了遵循天道的从容，也没有了追求理想的定力，群体无意识中几乎唯一共同的东西就是急着绽放，急着对经济波动现象作一个好坏判断，然后武断地对它进行干预。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说，人类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增长崇拜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确实，在近二三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除了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外，总体趋势是持续增长的。

中国经济更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识，在没有经济周期的情况下持续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于是，当代中国人便更不习惯于经济波动，认为低增长是可耻的，零增长、负增长简直是不可想象、不可容忍的。大家都希望经济永远像社会一样维持稳定，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冷。热了，宏观调控之手就加息提准、落闸蓄水；冷了，就减息降准、提闸放水。这种心态实际上是希望夏天常在，是一种妄念。

美国在二战后国家实力、地位、声望都达到了顶峰，而战后的几十年都在走下坡路。现在自知世界霸主地位难保，更是不惜破坏自己当年亲自倡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大搞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发动贸易战，妄图通过打压中国使美国“再伟大一百年”，这也是一种希望美国春夏常在的妄念。

近几年中国中央政府的定力则很强，对经济不刺激、不救市，看似无为，其实在幕后锲而不舍地作着结构性调整，现在效果已经日益凸显出来。

实际上，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增长崇拜的基因，而是视经济为文化之副产品，财富乃经世济民可用之物，可以自然生发，却不必人为刻意追求增长。经济波动是生长化收藏中的正常现象，无常正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依此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新常态，应该是回归到事物的无常性，不要指望经济在一个想象中的理想水平上长期“稳定”下去，不能以无常为常，更不应该企图使无常为常。

对一名政治家来说，新陈代谢、经济波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工资下降了一些，物价上涨了一些，往往就会恐慌。区别在哪里？格局大小不同，生命状态不同。一个普通人或一家企业，如果也能对冬天常有准备，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有充分认识，就也可以熟视无常，处变不惊。

我们看到，很多不错的企业，对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可以做到冷静理性，但在企业的生命周期面前却常常不淡定了，不断地、徒劳地抗拒着正常的生长化收藏的周期性。

正如每一个生命都身怀使命，一家企业只要是感时代召唤而生，就一定也有它的使命。一般地说，一家企业的使命越崇高，企业生命力就越强；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使命，那它无论做到多大，也摆脱不了对生死存亡的恐慌。

企业生命周期的长短，是由其使命的高度所决定的。比如一家致力于促进社会合作的企业，就比致力于城镇化发展的企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城镇化的周期很短，而促进合作则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当然，一家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顽强生命力的企业，也会有它的生命周期，在它完成了使命的那一天，便是企业的终点。这是一种无常，哪家企业也躲不过去，就如同人的生死宿命一样。

现代人从小就被线性思维教育耳提面命地灌输着，或者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而相对缺少循环思维和非线性思维的训练。过去我们从小都会玩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就是一种循环思维的简易训练，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种培养超周期思维能力的高级训练。二十四节气则是中国文化更全面系统的超周期训练。

多数“85后”们一出生就在城市生活，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几乎是在抗拒春夏秋冬中长大的，对自然周期早就没什么感觉了。现在，越来越多的“85后”在进入企业中层，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企业决策和管理行为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

现在的很多企业，更加排斥周期性，妄图让企业一直在夏天。有一阵企业界流行一句口号：“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企业总是在试图通过人为激励消灭淡季，消除市场周期性波动，希望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把梳子卖给和尚、把鞋卖给原本没有穿鞋习惯的原始部落居民，这些励志故事都在不断强化着追求常夏无冬的思维。这样的企业，当寒冬到来的时候，就只能手足失措，瞠目死于下一个春天来临之前。

最近有个流行词很有意思，叫“人从众”。这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一个人，第二个字是两个人，第三个字是三个人。“人”字是象形字，象人直立行走之形，这是人和动物最直观的区别；“从”字是会意字，一人紧跟另一人，二人为从；“三”字是指事字，指“天地人之道”（《说文解字》），三生万物，中国人常以三代多，故三人为众。文化好比那一个人，而经济和社会恰似那三人之众，经济和社会现象往往是从众心理的反映。比如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逐渐西化过程就是这样的：最开始是买办阶级这极少数人西化，后来是失去了科举通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化，最后是整个社会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在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物极必反，现在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或反思、觉醒，开始找回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复苏最初的起因。

但形成这股中国传统文化热，则更多是因为“文化产业的自觉”，而与社会整体行为方式的转变基本无关。这股热潮中夹杂着最近几十年的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于用工业化模式来对一切东西——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很难露出真面目，人们能够看到的，都是那些用现代思维包装出来的文化产品。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一定是行为模式的真正改变。中国文化复兴，也需要从人到众。从现在的行为模式，过渡到中国文化支配下的行为模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定还会出现很多次反复，还有很多艰难困苦的道路要走。

对国家来说，经济只是社会治理的副产品；对老百姓来说，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根本。当生命绽放、个人幸福、中国文化真正复兴之时，经济繁荣自然就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副产品。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为经济的一点波动而提心吊胆呢？